无名》
热闹的春节档之后,有一部小制作影片,正在悄悄走进观众的视野。
它讲述父与子,也讲述一个留守儿童的一次梦之旅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一个简单的故事,为何能有它的力量?
以下是《拨浪鼓咚咚响》的导演白志强,分享关于他的故事。
一个简单的故事
POST WAVE FILM
《拨浪鼓咚咚响》讲了一个留守儿童遇见一个货车司机,两个人从相遇相知到如父如子的感人情感故事。
最开始我在拍摄纪录片《边走边唱》的时候,来到一个学校,是160个学生全是留守儿童,孤儿和单亲占三分之一。
这个学校在很多年前人数是很多的,后来生活还可以点的(孩子)都转移了到了县城、市区、大城市,留下的这些孩子就变得非常集中。
我就记得,去的第二天,老师叫到上操,叫到跟前,我一看,都是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,鞋都左右反着穿。
脖颈上,整个黑不溜秋的,一看就是不像有人在疼着,护着他们,一种野蛮生长的感觉。
我就问,你爸爸妈妈呢?孩子低着头就掉眼泪,吧嗒吧嗒。
我还走访了几家,状况确实是令人吃惊。有一家,他妈妈是瘫痪在床的,拉屎都在屋里,屋子里很难闻。
还有一个孩子也学得特别好,他他家是爷爷瘫痪在床,这个孩子不住校,他要回家照顾他爷爷。他从周五从学校步行 30 里回到他们村,把馒头蒸好,切成片,晾成饼干,周日再走 30 里山路到学校,他学习还特别好。
他们都好多都是这样的情况,给我心里的震动特别大,这该怎么办,我心里很难过。
所以我们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叫星星火贫困留守儿童帮扶志愿团队。团队就是我身边几个朋友,我把我走访的这几家的情况整理一下资料给大家看,大家也很震惊,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群体。
在这过程中我们就自己筹钱,第一次大概凑了两三万,买了一些书包,学习用品,鞋袜手套,生活用品,陆续的送了十来回,就这样做了两年的帮扶工作。
朋友提议说我们应该拍一部纪录片,让大家更多的关注留守儿童。我本也觉得是个好主意,但有一个担心,怕这群孩子长大了,他不愿意回首往事,这些影像会对他造成伤害。
感觉不太合适拍,我就想着写作一个故事片,也可以更好地凝练情感。
这是写这部电影的契机。
真实生活上开出的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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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 2008 年这个背景,也是我个人感受的原因。
那一年正在办奥运会,全国都很热闹,城镇进程也到了一个非常蓬勃的时期。但是在那一年城乡割裂,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也激增。
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,所以放在了那个时期,一是故事会更加真实。第二个是当年主题曲《我和你》也挺像故事中的两个人物。
其实拍任何时代或者是任何时期的电影,都是在讲当下。
2018 年初过完年,我就进到秦岭山的青岔村,这个村子距离西安市还有将近 100 公里,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山旮旯。然后开始写,写作了两年,边学边写这么一个过程。
也想过这个故事可能不够新,但是,电影电视类型总共就那么些,很多故事都有类似,但是它们核心是不同的。
实际上,我们第一考虑到是想给毛豆这样的孩子一次希望之旅。从某种意义上,在我个人的角度,他面对的其实是一场梦幻的甚至是浪漫的对决。
而也只有苟仁这样的人可以给他这样的希望。
写作苟仁的时候我在想,苟仁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?在剧作的角度考虑,他俩一定是互补的,也是矛盾的,相互影响,相互拯救。
这个时候确只是确定了一个方向,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惠王军。
惠王军这个人,他跟苟仁的经历非常相似,他是我小学同学,中学的时候,他父亲在打工的时候被化肥给压伤了,离世了。
他作为长子老早辍学出去打工,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,经历很多磨难,在最终娶了妻子,生了孩子,日子过得还不错,但是却发现孩子有先天病,为了治病他也是全国带孩子跑,把原来的一点点积蓄全部花光了,日子也过得很拮据,最后也跟媳妇离婚了。
我找他演戏的时候,应该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。在写故事的时候,也参考了惠王军自身的很多经历。
然后毛豆这个演员,是从将近大概 2000 个孩子当中挑选出来的。我当时就是跑去学校,问哪个孩子想演举手,我要看哪些孩子胆大且愿意来。第二个是孩子能不能相信我所描述的世界,这很重要。
当时我问谁想演电影?白泽泽(毛豆)很积极地举手了,刚入剧组的时候他贼开心,不用写作业,他好开心。
有一天他找我要剧本,我说你能看懂吗?你要剧本干啥,你跟着演就行了。他说人家都有剧本,我没剧本,我就给他了。
结果他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剧本台词全部看完了,都记住了。其实也因为他和他周边其他孩子,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的,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上学。
后来惠王军和白泽泽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多变化,白泽泽后来签约到了王宝强的公司,也参演了很多的电影。
惠王军现在他稍微有点不一样,他家还有孩子需要照顾,所以他是找他演戏,就去演。不演戏的时候他要回去陪孩子,他还兼职做出租车司机。
艰难的旅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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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摄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紧张的问题。
因为在前期也没拉到投资,特别的困难,拍摄的时候也捉襟见肘。
比如临近过年了,我们拍饭馆和住宿还是可以先赊账的,身份证都在,人家老板也愿意让你赊账,过一段结一次。
但是过年那阵,原来愿意给我借钱的朋友也出了其他的事,不方便给我借钱,一下子就卡住了。
最困难的时候,账户上有 7 块钱,车没钱加油了,最后王军自己借钱帮我们解决了。
虽然没有钱,可是整个剧组都很开心,穷开心的感觉。
我至今特别难以忘记的一个一个场景,就是拍苟仁在孩子坟前扇自己耳光。那场戏拍之前要下一个大陡坡。临时下雪,我们没有准备防滑链,车下不去,雪马上停了怎么办?
剧组所有的人找农民到处借工具,没工具的在地上拔野草,捆成扫把,愣是给搞出 2 公里的路来,把车给放下去了。
回到家乡
重新出发的日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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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剧组待烦了,剧组是个精细分工的一个构成,我能把活干得很好,但是我感觉离导演梦想越来越远。觉得什么时候能实现我的表达呢?
我记得 09 年我回到故乡陕北,我给自己 QQ 留言上写了一句话,叫回家或回去是重新出发,所以就回去一头扎在生活里,开始拍纪录片。
当时有两个题材要有选择,一个是人的自主迁徙,以前都是因为灾荒,或者因为什么才会有大规模的迁徙,但那会儿人自主地迁徙。
我就想拍大时代当中的这些流动的人物。
另一个是道情班。因为我们家也喜欢唱一个小戏,叫做道情,有时候过年,我爸拉二胡,我弹三弦,我媳妇敲梆子,我妈还能扭一阵唱一阵。家里喜欢这个,就认识了我们一个道清戏班的班主,觉得应该拍拍道情戏班的困难。
因为大量人口走向城市了,小戏班就没有观众了。有时候 20 个戏班的人,台下才坐四五个观众,他们也处在了一个时代的夹缝中。
就这样拍纪录片欠了很多钱,纪录片也都是土灰灰的。我的片子一向是大家都说土得掉渣。
主要是题材上的土,那些人都是在生活的基层,在泥土里面打滚。
后来我的女儿出生了,奶粉挺贵,当时拍纪录片也没有什么收入。说实话,那时候比拍电影时候还拮据。
拍纪录片刚开始还跟朋友借了 500 块钱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,花了 200 块修车,朋友还捐赠了我 20 盘磁带,拿着这些设备我就去拍纪录片了。
我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,她特别了解我,她知道我这个人想好了的事肯定要去做,所以她也就没有阻挠什么。
我可以说是很幸运吧,一直以来得到了不少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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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飞檐
影像作为媒介的可能性。
编辑丨三水 排版丨石页
「注: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豆瓣及网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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